錢松印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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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
印譜
款識：趙之謙題名：錢義士印稿。趙之謙題。鈐印：「之謙印信」
趙之謙題前言：叔蓋殉節後，所刻印多散，稼孫取丁藍叔得者，集為印稿，貽次行守之。余既為叔蓋作傳，因題此而命次行，別錄傳於後。壬戌十一月。鈐印：「趙之謙印」
魏錫曾題後跋：吾鄉自硯林崛起，前輩中多工印者，至種榆而變，至補羅而壞，錢叔蓋先生齒少于補羅，不襲其謬，真豪傑之士。庚申之刼，義烈昭彰，區區篆刻，又不足為先生重矣。向在王丈小鐵家與先生有一面之識，今其嗣少蓋流庽東甌，既恪守其家學，而復請益于吾友趙子撝叔，撝叔之印余已輯稿，適丁君藍叔攜有先生遺刻，復從其友人處假石若干，因拓此本，寄贈少蓋，俾合父師，作為一帙，以資效法在少蓋得此，何啻寶玉大弓，獨余為之非其時耳，書以自疚。同治元年十月，仁和魏錫曾識。時庽福州仙塔街。鈐印：「魏錫曾印」、「稼孫」、「小人有母」
出版：《蝸廬寶笈——中國歷代書畫3》（蝸廬美術館）。
展覽：《中國書畫秀作展》大阪蝸廬美術館（令和4年6月）
備考：共五十開二十七印。趙之謙題，仁和錢叔蓋先生篆刻，蕭山丁文蔚收輯，同裏魏錫曾模拓寄贈，哲嗣少蓋寶藏。有盒。
篆刻史上，「西泠八家」是巔峰的存在。
名列八家者，分別為丁敬、蔣仁、黃易、奚岡、陳豫鐘、陳鴻壽、趙之琛、錢松。其中，丁敬為「西泠八家」之首，亦是「浙派」始祖；蔣仁則列次席，印作沈著，真水無香；黃易與丁敬並稱「丁黃」，嘗謂「小心落墨，大膽奏刀」，得篆刻三昧；奚岡治印求樸媚，樸者「金石味」，「媚」為書卷氣，於「浙派」有立宗之功。
此外，陳豫鐘所作邊款，密行小字，其美「不讓印文」，多多益善；陳鴻壽與陳豫鐘並稱「二陳」，奏刀有雷霆萬鈞之勢，所作「曼生壺」則天真自然，為文人壺典範；趙之琛取諸家之長，是「浙派」之集大成者；錢松的篆刻胎息諸家，又摒棄舊規，溯漢追秦，趙之琛嘆言：「此丁、黃後一人，前明文、何諸家不及也」。
「西泠八家」名盛一時，直接開啓近代篆刻史之先河，文脈不絕。而相較於其餘諸家，錢松的篆刻，面目高古，又出乎尋常蹊徑之外，是極為特殊的「獨立存在」。
其在承繼「浙派」的基礎上，亦逐漸融合「皖派」風格，刀法中更突出筆意，布白也講求自然，結體則避免過多裝飾。因此，錢松既不同「浙派」之「千人一面」，也得「皖派」之「以書入印」的審美。
而其首創的披削之用刀，輕淺取勢，使得線條更為古厚生澀，韻味無窮。此刀法對於吳昌碩亦是影響殊深。「缶翁」印作《千尋竹齋》邊款即有言：「漢人鑿印堅樸一路，知此趣者，近唯錢耐青一人而已」。
惜乎天不永年。咸豐十年（1860），因「太平軍攻入杭州」，錢松服藥殉難。時其正當壯年，「如日中天」的藝術生命亦戛然而止，未能盡展其才，令人尤是扼腕。
關於錢松，趙之謙在其印論中亦曾言：「漢銅印妙處不在斑駁，而在渾厚……此事與余同志者杭州錢叔蓋一人而已，叔蓋以輕行取勢，予則務為深入，又微不同。法其成則一也……」 [1] 可見二人在篆刻「旨歸」處，頗相契合，且趙之謙對錢松，亦甚是推崇。
魏錫曾《錢叔蓋印譜》也曾跋雲：「余於近日印刻中，最服膺者莫如叔蓋錢先生，先生善山水，工書法，尤嗜金石，致力於篆隸，其刻印以秦漢為宗，出入國朝丁（敬）、蔣（仁）、黃（易）、陳（豫鐘、鴻壽）、奚（岡）、鄧（石如）諸家，同時趙翁次閒，方負盛名，先生以異軍特起，直出其上。」 [2] 則是魏錫曾對於錢松極是服膺，亦認為其遠勝於趙之琛。
類此褒揚者，記載諸多。另有篆刻家胡震，書法篆刻皆佳，其為人亦是狂狷不羈，自視甚高，認為趙之琛、徐楙的篆刻，少有稱心之作。而在見到錢松的印作後，胡震為之驚覺，認為當世無人可及，並自覺慚愧，從此「擱筆不復為人刻畫金石矣」。
錢松一生以布衣終，其因過早離世，又素來不肯輕易為人作，故作品流傳世鮮少。光緒三年（1877），同邑高邕輯其遺印成《未虛室印賞》四卷行世。另有《鐵廬印譜》以及同治三年（1864）嚴荄所輯成的《錢胡印譜》（與胡震合輯）行世。
此次徵得《錢叔蓋印譜》鈐印本，獨立成冊，舊裝，保存完好。收印27方，幾為錢松為丁文蔚所作，每頁一印，拓邊款另附一頁，魏錫曾模拓，淡墨綠色邊框，前有墨題：「錢義士印稿，趙之謙題」，鈐印「之謙印信」。首有趙之謙題跋，卷末附魏錫曾題跋。題簽「仁和錢書蓋先生篆刻，蕭山丁文蔚輯，同里魏錫曾模拓，寄贈哲嗣少蓋寶藏」。
另有木盒，盒面書「圭堂先生屬'錢書蓋印譜'聽泉谷惠題」，鈐印「聽泉」，內有「泉唐武曾保」題跋。書套上，墨書「錢書蓋印譜」。此印譜，既是錢松篆刻藝術的真實再現，更況乎其中不少印作甚為少見，又囊有其與趙之謙、魏錫曾、丁文蔚等人彼此間的惺惺相惜或深厚交誼，以及趙之謙與其子錢式的師生情誼等，拳拳之心，令人為之涕淚。同時，鈐印本中，篆刻鐵筆古質渾穆，題跋墨書風神峭拔，友朋往來情深義重，而武曾保、谷聽泉，包括所言及的「大友圭堂」等中日文人，亦為之增色不少，知其之可珍也。
據《浙江忠義錄》載「咸豐十年，賊圍杭州，叔蓋先期具藥汁誓死。城陷，叔蓋與家人同仰藥，麾侍者還其室曰：今日得死所。而男女顛僕一室乎，語定而死。妻沈氏、子縣諸生範、子婦張氏、女一同殉」。 [3] 可知「天平天國」之亂後，錢松舉家殉難。然天可垂憐，其年僅十三的次子錢式（少蓋，字次行），被溫州範守和委託曾隨錢松學印的華復前往解救，得以死裡逃生，後客寓溫州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夏，趙之謙在範守和家中，收錢式為弟子，視如己出。
此印譜，卷首即有趙之謙墨題「錢義士印稿，趙之謙題」，並書跋文。另有鑒藏印「道林寺藏本」、「範堂秘襲」。少為人知的是，趙之謙亦曾入錢松門下，學習篆刻，約莫兩年，有師門之誼。
跋文中，「壬戌十一月」即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正是趙之謙收錢式為弟子後幾個數月。「稼孫」為魏錫曾，仁和 （今屬杭州）人。曾官福建鹽運使，少好篆刻，嗜金石拓本，收藏甚富。「丁藍叔」為丁文蔚，浙江蕭山人，清代書畫家，官福建長樂知縣，齋號「大碧山館」。「次行」為錢松次子錢式。
據趙之謙所言，錢松治印多散佚，此印譜為在錢松殉難後，魏錫曾取錢松為丁文蔚所作，輯為印稿，贈予錢式，囑其保存。此前，趙之謙流寓福州，而丁文蔚、魏錫曾也同客閩中，諸人意趣相投，結為摯友。而魏錫曾輯此印譜的這一段時間，是趙之謙最「悲痛交加」、「窮困潦倒」的時期。咸豐十年，其摯友錢松殉難；咸豐十一年，其夫人範氏過世；咸豐十二年，其兩個女兒也接連夭折。因此，趙之謙刻「悲庵」印，並以此為號，排遣胸中苦悶、郁結。
當其收到永嘉縣令陳寶善與時督兵浙南的總兵秦如虎的來信後，得知錢松遺有子嗣，便決意返回溫州。此後，趙之謙對「故人之子」錢式極是照拂。其不以嚴師自居，待之如子侄。
二人結「師生緣分」後不久，趙之謙因進京趕考，外出時間過長，所以多次寫信拜託友人魏錫曾、江湜等，希望能對予錢式多加關照。如其致江湜的新中，說道：「弟子錢式厭家而求野，從我學。此事一日而悟，三日而進，已全舉自得之妙告之。渠讀《伏敔堂詩》，復大悟，以不得附門牆為恨。茲命其刻兩石奉呈至教，將來薪火即在此人。……弟視之尤故人之子，兄視之當亦後起之賢，此後有緣，萬望大慈悲，垂手汲引，勝佛生必十倍，勝彝夏何止百倍？此等言語，在弟為不虞之譽，然知兄必無求全之毀也。」 [4]
而在趙之謙為魏錫曾作「巨鹿魏氏」的邊款中，趙之謙又言「送君惟有說吾徒，行路難忘錢及朱。」其中，「吾徒」、「錢」等即是錢式。另有趙之謙致魏錫曾信札中，亦言「弟忽有出色弟子，當亦吾兄所喜也。錢生用功甚銳，筆墨外，復求吏治。其志為弟所愛，其身子太弱，亦弟所憂也。」 [5] 也是關愛之心至誠至切。類此種種，皆可證趙之謙因與錢松的「師友」情誼，進而對錢式盡己所能給予照料。筆者亦嘗想，撝叔觀此「印譜」時，定是百感交集，不勝唏噓。
而這印譜，當是趙之謙與錢式相遇後，魏錫曾特意以錢松為丁文蔚所治印，親自模拓，又輯為稿本，並題跋寄贈錢式。上文亦有言，魏錫曾對於錢松的篆刻，極是服膺。
此跋文中：「吾鄉自硯林崛起，前輩中多工印者，至種榆而變，至補羅而壞，錢叔蓋先生齒少於補羅，不襲其謬，真豪傑之士。」其中「種榆」所指應是陳鴻壽，「種榆仙館」為曼生室名。「補羅」為趙之琛，有《補羅迦室集》《補羅迦室印譜》等存世。同時，再次可見魏錫曾認為錢松雖曾師學趙之琛，卻是不受門戶所囿，有「出藍之譽」。而後，魏錫曾感懷於錢松之義烈，並言及曾與錢松在「王丈小鐵」家，有過一面之緣，又得知錢式流寓溫州「東甌」，從趙之謙學習治印。其中，「王丈小鐵」應是王堃，清道光年間江蘇丹徒人，字厚山，號小鐵，著名書法家王文治之曾孫。道光舉人，以中書出官雲南澄江知府。筆者考，國家圖書館藏胡震舊藏《始平公造像記》上有錢松與王堃等人的題記，可知諸人為金石學道友，亦時有往來。最後，魏錫曾跋言，此印譜為從丁文蔚及其友人處所借拓，跋文時間是同治元年（1862）十月，時寓居在福州仙塔街。鈐印「魏錫曾印」、「稼孫」。
據此「大碧山館」印作邊款，可知丁文蔚與錢松相約丁巳年（1857）秋日為期，至大碧山館作客。而至是年八月，仍未成行。不過，據西泠印社藏「錢松繪贈丁文蔚《大碧山館圖》」的款識「大碧山館圖。韻琴仁兄鑒正。丁已十月倣大癖筆於見隨聞隨喜室。弟錢叔蓋」，可知是年十月，錢松曾為丁文蔚作此圖卷，以表交契之情。
同月，錢松終於如約而至，在「大碧山館」為丁文蔚治印。其「丁文蔚」（朱文印），邊款「丁巳十月叔蓋作於大碧山館燈下」。即可證之。在「大碧山館」，錢松亦為丁文蔚刻「丁文蔚藍叔印信長壽」印。款雲：「叔蓋信宿大碧山館，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漢篆，為韻琴刻」。是印現藏於上海博物館。
此邊款中「仿秦人九字印而作漢篆」可窺知錢松治印以「追秦溯漢」為旨趣。而印面經營，也可見其有參考「秦九字印」的布排方式。包括「信」、「長」、「壽」三字，其線條不求粗細統一，而是字體結構簡單者，以粗線條走刀，字體繁瑣者，則施以細線，如此則更為協調，不顯臃腫之態。其曾自號「秦大夫」，也應與其「秦漢為宗」的印學思想有關。
此「錢叔蓋印譜」中，除「藍、叔」、「豹卿」、「大碧山館」、「丁文蔚」、「丁文蔚藍叔印信長壽」等印作外，另有錢松為丁文蔚治印二十餘方，方圓兼使，面目多樣，意境亦是高古。如「西河同里人」，邊款「韻琴所居大碧山館，傳為毛西河讀書處，叔蓋記」，其中「毛西河」應為毛奇齡，清初經學家、文學家。「揚州八怪」中的金農及陳撰均為其徒弟。以郡望西河，學者稱「西河先生」。丁文蔚與毛奇齡皆為浙江蕭山人，有同里之誼。是印，三列佈局，衝切結合，線條自然靈動，有蒼渾意趣。
此外，如上文所提及「文蔚」（白文印），邊款「耐青仿漢」。亦或是「豹卿印信」（白文印），邊款中「此慊意仿漢之作，豹卿慎藏，叔蓋」等，則皆是錢松仿漢印的典型面貌。
錢松友人楊峴曾言：「予詣叔蓋，見歙汪氏《漢銅印叢》六冊，銅黃凌亂。予曰何至是，叔蓋嘆曰，此我師也，我自初學篆刻即逐印摹仿，年夏一年，不自覺模仿幾周矣。」 [6] 此可見錢松於漢印用功之勤，鑽研之深。而其又參以書法用筆，乃得此樸茂的漢鑄之風，且時有新意，師古而不襲人。
此「錢叔蓋印譜」中，「陳瀾之印」、「瀾印」，非錢松為丁文蔚所作，甚是少見。從魏錫曾題跋中「復從其友人處，假石若干」，時魏錫曾寓居福州，故筆者揣測「陳瀾」亦是福建人。筆者考《閩西姓氏大典》之《陳氏宗譜》，其或為清咸豐舉人，任湖南郴州知州。而邊款中「見聞隨喜室」當為錢松另一室名，其曾號「見聞隨喜侍者」。
印譜中，佳作累累，篇幅所限，另有「藍叔氏」、「文蔚長生安樂」、「文蔚私印」、「丁藍叔」等，筆者不一一盡足。
綜上，錢松雖少從趙之琛學治印，然其取法秦漢，不受門戶所囿，又融「皖派」之「以書入印」的審美旨趣，印風面目與「浙派」迥異。所以，其列「西泠八家」，或正如韓天衡先生所言「惜其籍西泠，故被推上了'西泠八家'的'交椅'。而以吾之見，錢松足以超過六家，而與丁敬比肩。」
誠然如斯，錢松治印獨樹一幟，廣收博取，實乃溯漢追秦，推陳出新之巨擘。筆者以為，其既屬於「西泠八家」，又不真正屬於浙派之「西泠八家」，是極為特殊的「獨立存在」。其印作，甚至有開宗立派的風貌，惜天不永年。
而此「錢叔蓋印譜」，既單獨成冊，多為錢松為丁文蔚所治，與目前市面所見錢松其他印譜並不相同，且是魏錫曾親自模拓，又有「陳瀾之印」等，更是少見，可作補充。此外，趙之謙、魏錫曾、武曾保等人題跋，谷聽泉題盒，亦是難得。而最為可珍者，則是趙之謙、魏錫曾、丁文蔚等人，在錢松殉難後，對於其次子錢式的教誨、授藝與照拂，此間情誼，尤是令人感懷。文人之交，看似平淡如水，實則如暖春，惺惺相惜，盡在不言中。識者寶之。
參考資料：
[1] 鄒濤：《趙之謙年譜》[2] 孫慰祖：《可齋論印新稿》[3] 清同治刊本《浙江忠義錄》[4] 戴家妙：《趙之謙信札研究綜述》 [5] 趙而昌：《趙之謙著作與研究》[6] 葉潞淵：《略論浙派的篆刻藝術》（文 同古堂）
23.0×14.0cm×54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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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/08/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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